二十年前那天晚上，我破例没有看电视，也没有听广播，因为扁桃腺炎发烧，打针吃药后晚饭都没吃就迷迷糊糊地入睡了。

我住在城区一个窄小的院子里，既不是四合院，也不是大杂院，而是一个狭长的"三合院"：院门朝西，临街一间小南房，一道小门将院子分成里外。外院搭了间小房，住着小杜一家三口。里院有两间小小的北房，又另外搭了两间房，院子里密密匝匝的，所剩的空地实际上不过是些过道。我家是紧里头的东房，8平米多一点，原是灶房。北京人俗话说：有钱不住东南房。东房西晒很厉害，而且其余三面都有房子，不能开窗户。有朋友戏称我生活在"水深火热"之中：夏天一下雨地面就积水，屋子低矮，进门先同门框亲密接触一下，进到屋里，暑气逼人，如同蒸笼一般。我在那里住了十年。

这屋子却有个好处：安静。院子外面是一条宽敞的胡同，那年月汽车不多，本来就不太闹。我家深居院底，房舍低于其他人家，后面大院的房子更高高地将我们包围起来，因此院子外头的声音不容易传入。

当晚我睡得很死，半夜里发生惊天动地的大事我竟浑然不觉。清晨我在朦胧中听得一声清脆的响声，妻子说是鞭炮声，我不信，心中有了一种不祥的预感。连忙打开电视，只见主持人一脸沉重地念稿子，只有文字，没有现场画面。

早饭后，我骑车去积水潭医院打针。那里大门紧闭，门上贴个纸条：......救死扶伤......。有人激动地喊口号，有人聚在一起议论。我转回家，看了一天电视。

第二天是星期一，我上班去。路上看到的景象惊心动魄。一到办公室，往日处处谨慎小心、说话低声的老饶就冲我大声嚷嚷：都这个样了，你还来干什么？！我问：那我不用上班啦？他说：你们都不用来上班了！至少一个星期不用来，这里就我一个人值班就行了！

我告别了可怜的老饶。他是归国华侨，当年满怀热情、忠心耿耿回国建设社会主义，却不断遭受运动冲击，至今也得不到重用，仍是一名普通干部，年龄倒已过了半百。

这一回家不上班，可苦了我远在南国的妹妹。原来她从香港的电视新闻中得知木樨地一带当晚情况异常激烈，那里正是我的工作单位，她就打长途过来想了解情况，不料电话老没人接，这一下更增加了她的恐慌。十多天后她终于联系上我，一颗悬着的心才放下了。

一周以后我上班了，首先见到各报转载《解放军报》那天的社论，定性异常吓人。后来随着岁月的流逝，定性不断地改变，现在好像早就淡化成一场"风波"了。接着我看到香港《文汇报》在每日刊发社论的位置上白白的一块，只印有四个大字：痛心疾首。大概这就是我从前在历史教科书上学到的所谓"开天窗"吧。

下得楼来，却见大楼西边地下殷红的一大滩，凝固成厚厚的一层。有人告诉我，这是司机班的小赵，就是去年因为冲入民居救火得了"十佳青年"嘉奖的那个小赵，前天晚上为了救一个女青年，刚翻越铁门出来，也被撂倒在这里。留下一个儿子刚周岁。

此后的一个星期，我就天天呆在家中看电视。儿子学校声称得到上级指示，不放假，但是为了安全，学生全部由家长在家照顾，于是我就一天三顿地照顾儿子。我儿子现在已经工作了，小赵的儿子呢？今年该上大学三年级了吧？他会上大学吗？不知道他后来是否又有了爸爸，而且和别的爸爸一样呵护他、培养他，直至他考上理想的大学？